秦，陕西省的别称，因为秦国故地而得名。古代的秦国，疆域在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一带，位古华夏之西隅。其地东踞雄关，南扼秦岭，西靠临洮，北傍黄土高原。地势关河四锁，易守难攻。战国时期，山东六国多次联合攻秦，秦人踞关隘之险以拒，六国皆无功而返。而秦则进有可依，退有可踞，终至东出函谷关，横扫中原，囊括宇内，成就一代霸业。秦功业之成，因素众多，地势之利，当属其一。今人入秦，虽拜现代交通工具之赐，天堑变通途，不再有古人之难，然而倘有觅古之情、怀古之念，车窗之外，沿途关山，仍可让人感受到秦地之奇、之峻、之险。
秦地的富庶之地，为关中平原渭河流域。其地东起潼关，西至宝鸡；北靠陕北高原，南临秦岭北部的陕南山地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八百里秦川”。古代的关中平原，水系丰富，土地肥沃，为秦人的生息繁衍、发展壮大，提供了良好的自然资源。秦之“崛起”，在地势的踞关扼险之外，关中平原的富庶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今人喜欢说“大国崛起”，就中国历史看，秦国当是“崛起”的典范。秦自襄公立国，至秦献公，厉经27代君主，四百余年，始终被中原诸侯视为“夷狄之帮”，连参会和结盟的资格都没有。公元前361年，秦孝公即位，为富国强兵、提高国家地位，力推“变法”，用今天的话，就是“改革”。此后二十多年间，秦国即实现“跨越式发展”，一跃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。其“崛起”的速度和幅度，堪称后世无任何朝代可及。誉之为“奇迹”，似乎也不为过。
说起秦国“崛起”的奇迹，不能不说起一个人——商鞅。如果说秦孝公是改革的领导者，那么，商鞅就是总设计师。而就是这个商鞅设计的“改革”，影响了此后的中国两千多年；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。
我们现在来看看商鞅的改革措施，这有助于我们对秦国“崛起”的认识。
商鞅的强国之术，堪称中国历史，乃至世界史上最激进的国家主义实验，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。一般来说，良性的富国强兵的基础是民智民富，由民智而民富，民富而国自富，国富而兵自强。富国强兵之正道，首先是开启民智。近代西方的崛起，无不是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勃起的结果。可商鞅不同，走的是愚民加高压的套路。他认为“强国”与“富民”是对立的，强国只能通过集权，通过掠夺百姓、集社会资源于国家来实现；主张“权制断于君则威”，通过强制手段让人民俯首帖耳，全面控制社会资源，来实现国家的强盛。其理论基础，与今天某些官员的发展逻辑异曲同工。比如发展必须牺牲论、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论、举国体制优越论、国家利益压倒一切论、发展高于人权论、效率优先公平其次论，等等等等。一句话，就是要人民为发展牺牲，要人民为所谓“新中国”放弃自己的权益，要人民接受以国家发展、崛起为由对自己的剥夺。
为了控制人民，商鞅创立了户籍制度，通过限制人口流动，限制思想的传播。我们知道，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，这与人员的自由迁徙密切相关。人的自由流动，让各种思想得以传播、交流，以此形成了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局面。商鞅本是卫国人，“少好刑名之学”，成年后到魏国谋发展，在魏国不被统治者赏识，才离魏入秦，找到了施展抱负之地。当时诸子百家中的许多人，都在各国之间游历讲学，孔子的周游列国，至为典型。商鞅的户籍制度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限制人员流动和思想传播的潘多拉盒子，被后来历代王朝沿用至今，成为维护、巩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为了维稳，商鞅制定严酷的“连坐法”：“令民为什五，而相牧司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”在连坐法的淫威下，秦国百姓人人自危，邻里亲友乃至夫妻之间，告密成风，互相防范。我们现在读许多当事人对于“文革”的回忆，可以看到，在精神上的“连坐法”下，以上社会风气的重演。民间社会的分离，使统治者的权力得到空前巩固，便于搜刮民财、集中力量办大事。
为了净化社会成员的成份，便于控制管理，商鞅提出“五害”说，认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、流动性强的商贾、有声望、有影响又不愿与当局合作的隐士、不依赖土地生存的手工业者、靠武艺吃饭的游侠奇士为“五害”。主张赶走和清除。在其主政下，这些社会上最活跃的人员，在秦国全部绝迹。可以说，商鞅是把人民按职业划成份并区别对待的鼻主。两千多年后，这一创举被后人继承发展，成为划分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五类分子的借鉴——这是后话。总之，在商鞅推行的一系列政举下，秦国基本实现了一个国家、一个主义、一种思想、一种声音、一个领袖的局面，老百姓也被专制政权彻底控制和驯服。
秦国就这样强大起来了。从曾经学派活跃，思想纷呈之地，变成了人人步伐整齐、服式一致的集中营。在绝对的国家权力之下，每个秦国人都成了国家的工具，完全失去了自我。今天，我们不知道，当年的秦国人是何种精神面貌。但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让我们看到，那是一个人人面无表情而又无比强悍的群体。这种被剥夺了个人思想和意志的集体面孔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有数几个专制国家国民的脸上看到。
有趣的是，商鞅这个秦国“崛起”的总设计师，大功臣，最终却栽倒在自己的成果上。公园前338年，秦孝公死，太子继位，是为秦惠王。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国特色政治生态下，商鞅失去了秦孝公这颗依靠的大树，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。商鞅主政时，有恃无恐、刚愎自用，树敌众多。秦惠王继位次日，其做太子时的老师公子虔就领衔举报商鞅“谋反”，秦惠王欲抓商鞅治罪，商鞅闻讯，慌忙外逃。逃亡的路上，在他制定的连坐法下，国内没有一家旅店敢收留他。他想投奔邻国，也因主政时外交手段卑鄙，被记恨坚拒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，孤注一掷，发动家丁邑从举兵“谋反”，以求自保，但在被他训练的无比凶悍的秦军面前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一接触即土崩瓦解，束手被擒。秦惠王以谋反罪，对之处以车裂酷刑。而这条刑罚恰恰是商鞅制定的。
历史总是有许多相识之处。两千多年后的1960年代，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打到。在被纠斗时，刘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声张自己的公民权利而不得。而此前在国家主席任上，正是刘自己长期附和毛泽东，提倡人治、党治，否定法治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沦为一纸空文。待到自己需要宪法保护时，才知道一切都晚了。
当然，就秦“崛起”的历程看，商鞅之举只是拉开了序幕，集大成者是秦始皇。从秦孝公到秦始皇，经六代君主。所以，汉代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，谓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为“续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以御宇内”。秦始皇继秦王位后，推行远交近攻，各个击破的政治、军事策略，25年间，先后剿灭六国，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了强大的秦帝国，完成了秦国“大国崛起”的不世之功。此后，更通过搜缴、销毁民间兵器、焚书坑儒、筑长城、施行严刑峻法等措施，消弭了一切不安定因素，以为就可以万世天下了。其绝对想不到，在他死后仅仅数年，秦帝国就会灰飞烟灭。险峻的关河，曾经让六国联军望关兴叹，不战自退，却挡不住刘邦项羽的闾里之兵；曾经扫灭六国、战无不胜的强大秦军，竟然在以扁担锄头为武器的农民起义军面前望风披靡；害怕思想、知识危及江山，“焚百家言”，推行愚民政策，殊不知举兵反秦者中很少读书人。唐人章碣诗云：“竹帛烟消帝业虚，关河空锁祖龙居。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可以说是对秦暴政的辛辣嘲讽。而秦国在“崛起”之前，虽然国际地位不高，影响力不大，却数百年临危而不乱，遇攻而不灭，社稷无虞，国祚得保。由此看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秦帝国的“崛起”，远非秦人之福。所谓“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”。运用政治手段快速实现的国家“崛起”，也容易因政治失误而瞬间崩塌。这就是辩证法。此后，历朝历代在承接秦制衣钵之际，也承接了治乱循环的因果。因此我们也可以说，秦帝国的崛起以及其创立的体制，是中国人民之祸。
对于秦帝国崛起的意义，后世主流思想在统一至上论的影响下，长期持肯定态度。在文革时期走到极端。比如统一中国、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等等。成为对秦始皇的功勋评价而漠视其它。殊不知，“统一”并非都具有积极意义。比如“统一”思想，就是中华民族的灾难。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、最风光旖旎的黄金时期，是春秋战国时代，成就足以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时期媲美。而这一切，都随着秦帝国统一中国而终结。也就是说，秦帝国的崛起，让我们付出了思想消亡的代价。而对于人类来说，还有什么必失去思想更可悲呢？换一种视角看问题，如果当年没有秦帝国的“崛起”，没有皇权专制制度的建立并被后世继承，照春秋战国的现状发展下去，中国也许将是另一番风景。因为封建制比之皇权专制，明显更有利于思想的发展，更有利于向民主社会的自然进化。如果把民主制视为人类的可见追求，明显封建制比皇权专制离民主制更近。从此意义上说，秦帝国的崛起，本质上是中国历史的倒退。也许有人要说，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，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这么大。这当然可能。但一个国家对于人民的价值，不在于大小，而在于能给人民幸福。中国的精英们今天大量移民的国家，不论疆域人口，又有哪一个比中国大？还有人认为皇权专制比封建制更能维护国家稳定，这更是谬误。试问秦以后的专制皇朝，有哪一个的气数超过封建制的夏、商、周？我们习惯于说秦以降的两千多年为封建社会，当代多名学者的研究得出结论，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秦政制，是皇权专制。其极权程度和反民主的性质，远强于封建制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，一切封建制国家向民主社会自然进化相对容易，如西方；而皇权专制国家则万分艰难，如中俄。当代学者学泽华先生指出，秦以后的中国发展模式是“圣贤”们培养出来的“一颗难噬的酸果”，这些“圣贤”之首，就是商鞅。而这颗“酸果”，就是完成自秦始皇，被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继承发展，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。至于现代出现的政党专制，不过是皇权专制的改头换面，扒开现代衣装，不难清楚看见其屁股上的千年胎记。
历史进入21世纪，“大国崛起”又成了中国的时代命题和主流话语。然而，至今为此，对于怎样崛起，崛起后的状态什么样，仍还是一个不明朗的问题。但有一点是无可质疑的，就是绝不能用愚民的办法来推行崛起、用专制的暴行来完成崛起、用牺牲民众利益的手段来达到崛起。因为那样崛起的只是“国家”，受害的是人民。从法理上说，人民的幸福是社会发展的目的，国家只是人民实现幸福的手段。绝不能本末倒置。
再从发展取向上分析，“崛起”作为一种形态追求，本身就有问题，对一个国家而言，其所指，无非是用超常手段，迅速对他国取得比较和压倒优势，尤其在军力方面。毫无疑问，这如同所谓“大跃进”、“跨越式发展”一样，潜藏着政治迷信和反自然的因素，有揠苗助长的倾向。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不可突破的自然规律，违反这种规律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。中国城市建设的崛起、GDP的崛起、包括最近高铁建设的崛起，在环境、资源、安全、社会稳定方面已经敲响了警钟。至于军力的崛起，除了耗费资源、满足民族主义情绪、拉动军备竞赛、树立更多敌人、引起更多不信任和对抗之外，于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、社会进步豪无意义。最明显的负面效应，是中国军力日益强大的同时，周边的潜在敌人也越来越多，支撑改革开放取得成果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。至于军备扩张对国内民生的影响，前苏联已经以自己的垮台，向我们提供了殷鉴。在成熟的社会，我们从未听到“崛起”之说，盖人们具有尊重规律、敬畏自然之理念，深知只有循序渐进、以和平、民主、民生为依托的平稳发展，才是健康的、可持续的发展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大国崛起之道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在下一家之言，听者诸君权当戏说秦事：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